那时候唐朝正好把百济打到几乎快亡国，倭国觉得时机到了，是时候扶持百济，从而主导地区形势。

但没想到的是踢了铁板，唐将刘仁轨在白江口一战，大败兵力是他三倍多的倭国和百济联军，随后百济、高丽灭亡，朝鲜半岛只保留下站在唐军一边的新罗国。

倭国那时开始学习唐朝文化，学了一些汉字之后，觉得倭国不好，是蔑称，改了国号，还请示过唐朝皇帝认可，想让唐朝称他们为日本。

其实当时唐朝并未怎么看重倭国，所以也没有太过在意，口头上答应，之后还是一直叫倭国。因为唐朝最盛时疆域一千两百多万平方公里，从头到尾灭亡的国家叫得上号的就有接近三十个，还有更多西亚一代类似部落的说不上名的小国，自然也不会在意。

但有趣的事情在于，宋朝对外贸易发达，而高丽，倭国等因为惧怕中国实力，所以对外贸易的态度采取消极防备的态度，虽然开放贸易往来，因为不开放会得罪中国，那时很多倭人对中国的印象，因信息交流困难的缘故，还留在赐予倭国称号的强汉，还有打得他们头破血流的盛唐之间。

所以对待贸易，既想保守排斥，有不敢得罪。

这种态度是非常有趣的，因为明朝开始，对外贸易的态度反过来，反倒是中国变成保守的那方，开始设海禁，不设海关。

很多人都说中国的衰落的额根自清开始，其实并不是，因为明清一脉相承，如果说清有问题，那也就是说明也有问题，二者都是高度集权到扭曲的帝国。

这和之前的所有王朝都是不同的，宋朝及其之前对外贸易的开放态度，和明清对外贸易的保守打压态度形成鲜明对比，也因为高度集权的中央对海权的畏惧和不安。

海洋就是权力的真空，在那里，别说皇帝，天皇老子都管不着，这种情况下，皇帝当然不安，对于权力的不安，带来的就是海禁，闭关锁国。

如果在宋、唐、汉之类的朝代，很难出现这种局面，因为那时“忠义”并不盛行，想要形成明、清那样的高度集权是十分困难的，很多时候几个丞相，大将军等的权力都能制约皇家权力。

到宋朝，商贸之发达出乎意料，根据记载与宋朝贸易的外国有再录名字的大大小小六十多个，但宋朝打仗的本事和他们经商想比却真的是惨不忍睹，大概是因为文悦武嬉的风气影响。

李星洲叹口气，下其实比起明清算是一个更好的时代，中央集权远远不如那时，现在皇帝即便强势，但冢道虞，德公等人都能节制。

世上没有绝对的是，事情也不是非好既坏，比如争权夺利，争权夺利在很多人看来都是贬义，可恰恰只有权力的争夺才会有制衡，一旦权力失去制衡，变得至高无上就是最坏的结果。

一提至高无上，人们就会想到皇帝，但之所以有这种印象，是因为人们生活的时代更加靠近明朝和清朝，所以受极度集权王朝的影响，就会认为如此。

但其实宋及其之前的皇帝，远远没有那么大的权力，汉朝有很长一段时间，皇帝甚至只是印章子，意思就是朝廷大臣决定事情，然后皇帝负责盖章。

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，特别是远离中央的地区，也限制于交通技术，通信技术等原因，很多时候就是收收税而已。以福州为例，苏州三面环山，东临大海，实际上是一块飞地。

朝廷对福州的控制仅限于从海上过去收税，然后声称控制，就算历来知府任命，都要看福州自己的的政治风向，只要朝廷给面子，福州自然也默认为朝廷治下，朝廷如果有需要，福州人也会出兵。

而江州西侧，太行山和吕梁山中间的太原府大概就是这样情况，那里也是祸乱的根源，前世大名鼎鼎的的杨家军就是出自哪，只是不知道如今有没有威震天下的杨家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