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于延绥兵马屯集，粮草供应不足就让山西、河南的百姓承担运送粮草的劳役。送粮草的百姓徒步千里，丈夫输运，妻子在家供应粮草，父亲拉车，儿子肩担，沿路都是愁怨的人们，村落空虚。有幸送到目的地，一束草值一百钱，一斗粟价格翻了一倍，万一遇到敌贼，性命也丢了，其他还说什么？运送不足则有额外损耗加征的，这些还不够的话又有预征。水灾旱灾不可先知，年成的好坏不能预知，征收的定额怎能事先定下？又令百姓交粮草以补任官职，而那些依附权贵、包庇亲友的人，有的拿出空头文书发给百姓，官府仓库没有增加一升一合。至于缴纳粟米发给盐引，又有豪门私相嘱托，大都以纳粟空名将盐引发卖，而商人要花费几倍价格。因此官爵越来越被人轻视，盐法一天比一天败坏，而边境储积不足依然如故。</p>

另外朝廷拿出国库资金供应边地，每年几十万两银子。山西、河南向边地缴纳损耗加征银两每年不下几十万。银子积累多了则银子价值更加贱，米粟天天减少则米粟价格更贵。而不知情的人，就在养兵之中行朝三暮四之术。有的用茶盐，有的用银、布，名为折算粮价，实际是克扣军需。由此朝廷担心粮食烂在仓库，军士却连肚子也吃不饱。至兵马经过，按例必须应付。一般情况，每人给米一斗，马给草一束，驰逐作战，一天之间有的经过二堡，有的经过三四个城，岂能都给呢？而镇守者巧立名目，凡所经过的都有开支，欺骗上司，摄取私利，再没有比这厉害的。</p>

到问起御敌之策，则又议论纷纭。有说要恢复受降城的险要，防守东胜的旧城，使其在交战时互相声援，呈犄角之势共同制敌。要收复黄河以北的城镇，就必须在塞外集聚军队。派出长途跋涉的军队，进入荒漠之地，辎重拖累，粮饷困难。敌人可从前面包抄，或者从背后袭击。旷日持久，军粮断绝。进又得不到城镇，退又无归路，一旦造成失败就会声威大损。又有人说统率十万军队，带半月的粮食，高扬士气，扫荡敌人窟穴，将其赶出河套。这种说法并非不好。然而帝王之兵，要获全胜；孙吴兵法说要以逸待劳。现在要鼓足勇气前行，穷搜远击，一路冒险深入，以求万一的侥幸。担着粮食随军远征则辎重难行，率军长驱直入则孤立难以得到援救。况且这地方千里，无城镇可居，无储备之积。敌人或者往来迁徙，使我军疲于驰逐。我军则受客观形势所限，为敌人所困。既坐失获胜之机，必蹈覆没的老路。其中最失策的是又要放弃延绥不守，名义上使兵民卸去负担，不知百姓每寸土地都受之祖宗，不可不看重，以前东胜失守，而今日的敌害聚集于延绥，而关东陕西震动。现在放弃延绥，那么往后的祸患集中于关东陕西，使京师受到震动。贼离得愈近祸害就愈大。”</p>

倪岳接着陈述要重视将权，增建城堡、增加哨兵、招募壮丁、调走客籍军士、赏罚分明、严查间谍、充实屯田、恢复边漕几件事，当时由于兵部正在主张用兵，不能全部采纳倪岳的建议。</p>

倪岳去世，享年五十八岁，追赠少保，赐谥号文毅，明朝时期父子官于翰林院，谥号中都有“文”字，是自倪岳开始的。</p></div>